头人 作者： 刘震云

老秦

　申村的第一任村长，是我姥爷他爹。“他爹”到现在，成了“祖上”。大家一说起过去的事，就是“祖上那时怎样怎样”。我虽然寄养在姥爷家中，大家也让我喊。据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讲，祖上长得很福态，大人物似的，脸上不出胡子。我当时年幼，上了他的当。后来长大成人，一次参加村里烧破纸，见到了百年之前的祖上画像，才知道是个连毛胡子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　　但申村是祖上开创的，却是事实。祖上初到这里，以刮盐土、卖盐为生。我三岁来到这里，这里还到处是白花花一片盐咸。村西土岗上，遗留着一个灰捶的晒盐池子，被姥娘用来晒打卷好的红薯干。听人说，祖上初到这里生活比较苦。但据俺姥娘讲，她婆家一开始生活比较苦，后来还可以。清早一开门，放出我姥爷哥儿四个，四处奔散着要饭。那时姥爷们还都是七八岁的顽童。要一天饭回来，基本上能要饱，开始用小条帚扫脚，上炕睡觉。
　　但据幸存下来的四姥爷讲，他小时候生活还是比较苦。居家过日子，哪能天天要饭？主要还是以祖上卖盐为生。五更鸡叫，祖上便推着盐车走了，在人家村子里吆喝：“卖小盐啦！”傍晚，姥爷们便蹲到门槛上，眼巴巴望着大路的尽头，等爹回来。祖上终于回来，哥四个像扒头小燕一样喊：
　　“爹，发市了吗？”
　　大路尽头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换回来一布袋红薯！”
　　举家欢喜，祖姥娘便去灶间点火。很快，屋顶升起炊烟。
　　“爹，发市了吗？”
　　大路尽头不见回答，只是一个阴沉的脸，大家不再说什么，回屋用小条帚扫脚，上炕睡觉。
　　准确记下这段历史，是枯燥无味的。反正姥爷们后来都长大成人，成人之后，都娶妻生子，各人置了一座院落。后来祖上便成了村长。
　　祖上当村长这年五十二岁。那时村子已初具规模，迁来了姓宋的、姓王的、姓金的、姓杜的……有一百多口人。县上乡上见盐成地上平白起了一座村庄，便派人来收田赋。可惜大家谁也不愿到这来吃盐上，推来推去，推到一个在乡公所做饭的伙夫头上。伙夫本也不愿来，可他实在再没别的地方推，便拿了别人的铁链、锁头和藤杖，步行十五里，嘟嘟囔囔来了。来到这里已是正午，村里该管一顿饭。可乡下人见小，谁也不愿把生人领到家吃饭。最后还是祖上把他带到家，弄了几块红薯叶锅饼捣了一骨朵蒜。蘸蒜吃罢锅饼，伙夫拉开架子说：“老申，挨门通知吧，八月十五以前，把田赋送到乡公所；不送也不强求，把人给他送到县上司法科！”
　　说罢走出家门，抖落着手里的铁链和锁头，蹲到村中一棵大槐树下。
　　祖上和村里人这才知道这个浑身油渍人的厉害，争着给他递烟袋。伙夫推着烟袋说：
　　“吸烟不吸烟，咱先办公事吧！”
　　大家都说：“大爷，吸吧吸吧，一切都好说，不就是八月十五吗？”
　　吸罢烟，伙夫又说：“你们这村子也太不像话了，眼里还有没有一三法啦？我整天也很忙，哪能天天管这些罗嗦事？你们选个村长吧！”
　　村里人瞪了眼，这村长该怎么选。
　　伙夫用烟袋指着祖上说：“老申，就是你了！以后替上头收收田赋，断断村里的案子！”
　　祖上慌忙说：“大爷，别选我，我哪里会断案子，就会刮个盐土罢了！”
　　伙夫说：“会刮盐士也不错，断断就会了！张三有理就是张三，李四有理就是李四，杀人越货，给他送到县上司法科！”
　　说完，抖抖铁链和锁头，走了。
　　托一个伙夫的福，祖上成了一百多口子的头人。大家一开始还有些丰灾乐祸：一个公事把老申给套住了。后来祖上真成了村长，村里村外跑着，喊着张三李四的大号，人物头似的，大家又有些后悔：怎么老申管上咱们了？
　　祖上刚当村长，态度比较温和。八月十五以前，挨门挨户收田赋：“大哥，上头让收田赋。”口气很气馁，象求人家。中间出了几件婆媳斗殴、姑嫂吵架的杂事，人家按伙夫的吩咐来找祖上说理，祖上也是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陪些好话给排解了。害得祖姥娘埋怨：“可跟你给人当下人吧！”
　　祖上愤怒地喊：“上头派下我，我有个啥办法？”
　　愤怒归愤怒，八月十五这天，祖上仍将收起的田赋，集合到一辆独轮车上，一个人推着往乡上送。掉屁股推了十五里，弄了一头的汗。打听着推进乡公所，见人就说：“大爷，我把田赋送来了。”
　　可人家都翻白眼不理他。最后祖上上茅房遇见个系围裙的人，蹲在那里拉屎，认出是上次到申村发脾气的公差，一阵高兴，伏下身子说：
　　“大爷，我来了。”
　　那人仰脸认半天，才认出祖上，用砖头蛋子指着屁股：“你来干吗？”
　　祖上说：“今天是八月十五！”
　　那人提裤子出了茅房，碰到茅房口一车子粮食，奇怪地问：“咦，你怎么把粮食推来了？”
　　祖上答：“大爷，你不是说八月十五以前嘛！”
　　那人拍脑袋想了过来，摇头叹气：“唉，唉，你不会当村长！”接着掉屁股跑向伙房，“我馍锅还在火上坐着！”祖上这才知道他是一个伙夫。
　　以后又经过几次这样的事。第二年夏秋两季，都是祖上一个人推独轮车去送田赋。伙夫见他就说：
　　“唉，唉，你不会当村长！”
　　祖上委屈地说：“大爷，我本来就不会当村长，都是你指派了我！”
　　伙夫说：“不是那个不会当，只是这推独轮车的事，是村丁干的！”
　　接着一边在案子上揉面，一边比葫芦画瓢给他讲了些为官之道。
　　三年以后，祖上村长会当了。行动举止，有了些村长的意思。这期间他见过一些世面，到乡上开过几次会，听乡长周乡绅说过一回话，又与别的村长学习学习，于是会当了。
　　祖上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在村里找了一个村丁，让他替自己推独轮车。这村丁姓路，是个刚迁来的外地户，听说村长让他当村丁，也很乐意。以后再逢夏秋两季，到乡里送回赋，独轮车便由路村丁推着，祖上在一边空手，拿草帽扇风。路上祖上问：
　　“车子不重吧小路？”
　　小路掉屁股推车，弄了一头汗，但仍挣着脖子说：“不重不重，一车粮食，可不能说重！”
　　村里出现案子，祖上不再东奔西跑，断案弄了个案桌，设在村西一间破庙里，祖上坐在案桌后，让村丁传人。路村丁用洋铁皮砸了一个直筒喇叭，站在村西土庙前减人，也觉得挺神气。参照外村的规矩，断案祖上请各姓族长来作陪；再让原告被告出些白面，让路村丁烙几斤发面热饼，与族长们吃了热饼再说理。断案不再叫原告被告的小名，一律呼大号，张三李四地叫着，很像个样子。祖上一吃完热饼，小路便喊：
　　“张三李四到齐，各姓族长到齐，请村长断案！”
　　祖上便断案。据说祖上断案之前，爱先瞪大眼睛看原告被告一阵，看够才说：“说罢！”
　　张三李四便开始陈述。
　　据说祖上听陈述时的表情很有意思，嘴里老是“咝咝”地吸气，脸红得像萝卜。断偷盗案，看他那着急劲儿，像是他偷了东西。他听完陈述，不再管原告被告，谁先掉泪谁有理。再就是讨厌争辩，双方一争辩，祖上就气：“你们争吧，你们争吧，你们都有理，就我没理！”气呼呼站起就要走。害得双方赶忙拉住他，听他说理。
　　自此以后，村里出现争地边、争房产、争桑柳趟子、兄弟分家不均、婆媳斗殴等一干杂事，都来“经官”，找祖上说理。村西土庙里，每三天升起一股炊烟，是路村丁在烙发面热饼。吃过热饼，就该祖上吸气、涨脸。吸完涨完，最后判定：
　　“张三有理，李四认罚！”
　　或：“李四有理，张三出粮！”
　　事情便结束了。
　　这时村里发生了一件男女私情案。在桑柳趟子里，金家的汉子，按住了王家的老婆。村里一阵铁皮喇叭响，让祖上断案。祖上没断过这东西，吃罢热饼，坐在案桌后，看着案桌前两个反绑的男女，嘴里不断“咝咝”地吸气，脸涨得像猪肝，不住地说：
　　“好，好，吃饱了饭，你们就做精！说罢！”
　　还没等双方说，祖上又生了气：“说不说，遇上这类败兴事，先得每人罚你们十斗红高粱！”
　　双方大叫冤屈，祖上马上站起：“你们有理，你们有理，就我没理！”气呼呼站起就要走。走了一半又回来，说：
　　“怨咱没本事，问不下这案儿！咱问不下，可以把人解到县上司法科！”
　　路村丁一听这话，马上站起，上前就要解人，嘴里说：“对，对，解到县上司法科！”
　　这下将一对男女镇住，不敢再分辩，低头认罚。
　　以后又出过几件类似的事。不是张家捉住了孤老，就是李家出现了破鞋。这时村子扩大不少，人多姓杂，就乱来。都来找祖上说理。祖上哪能天天容忍这个？便通过铁皮喇叭传人，召集族长们开会，烙热饼，想根治男女的主意。族长们吃过热饼，却没想出主意。都说：
　　“日娘这咋整！”
　　“又不能天天看住他（她）！”
　　最后还是路村丁想出一个主意，说以后再遇上这类败兴事，除了罚高粱，还可以实行“封井”制度：即对捉住的男女，实行封井，七天之内不准他们上井担水。祖上一听这主意很高兴，说：
　　“好，好，这主意好，他给咱们做精，咱给他们封井，渴死他们！”
　　自此以后，村里再捉住男女，除了罚高粱，马上实行封井。路村丁在井旁守着，不许这些人家担水。弄得男女们舒坦一时，唇干舌燥七天，丢人打家伙，十分可怜。还连累了双方家属。果然，自“封井”以后，村里男女规矩许多。
　　再有一点讨厌的是，村里不断发生盗窃案。不是张家的猪丢了，就是李家的鸡丢了。弄得祖上很心烦。受“封井”制度的启发，祖上又发明了“染头”制度：即在村中所有猎狗头上，按张三李四不同的户头，染上不同的颜色。然后召开族长们开会，吃热饼，宣布执行。这下分明了，张三的猪狗是张三的，李四的猪狗是李四的：花花绿绿的猪狗在街上走，果然秩序井然，不易丢。大家对猪狗放心，祖上也很高兴。祖上在街上走，一见到猪狗就说：“看你们再乱！”
　　在祖上当村长的二十三年中，赖着“封井”和“染头”制度，据说申村秩序还可以。路村丁的洋铁皮喇叭，响的次数越来越少。虽然又用公款添置了一把小钹，除了土匪来了拍一阵，平常都让它闲着。祖上很满意。据说路村丁有些不满意，常跟人说：
　　“日他娘，又是半月没吃热面饼了！”
　　祖上再到乡公所开会，伙夫捉住他的手说：“老申，我早说当村长不难，看学会了不是！”
　　乡长周乡绅还夸过祖上一次，说他会当村长。
　　这时祖上背着手在村里走，也开始心平气和。大家纷纷点着自己的饭碗说：
　　“村长，这儿吃罢！”
　　“村长，我这儿先偏了！”
　　祖上也心平气和地摆摆手：“吃吧吃吧！”
　　偶尔村里发生些案子，拍小钹让祖上断案。祖上吃过热饼，坐在案桌后，也稳重大方许多，听陈述时，嘴里不再“咝咝”地吸气，脸也不再涨红：该青青，该白白，就是不红。听后果断判决：
　　“张三有理，李四认罚！”
　　或：“李四有理，张三出粮！”
　　事情就结束了。
　　村里逢上红白喜事，都要将祖上请去坐首席。祖上坐了首席，红白喜事才开始。祖上爱吃臭鸡蛋，大家都在席上摆上两个，让祖上吃。弄得村里人腌蛋都抱着瓮子摇，好摇烂两个让它臭，以备不时之用。这成了申村一个风俗。时到如今，村里谁家遇上红白喜事，都得准备两个臭鸡蛋，摆在席上。吃不吃，是个摆设。我每当看到臭鸡蛋，就想起了姥娘家祖上。

老秦

　民国二十年，祖上死了。享年七十五岁，村长当了二十三年。发丧时，据说棺材弄得不怎么样，槐木的；但场面比较隆重。这时村子已发展到二百多口人，村里大人小孩都来送烧纸。包括以前被祖上罚过高粱的、封过井的、染过猪狗的人家。棺材启动，许多娘们小孩还哭了。这期间村里又发生几起日常案件，祖上一死，没人给他们断案，害得大家有冤无处申，有理无处说，觉得像天塌一般，于是伤心。好在祖上临死时指定我姥爷继任村长，大家才略略放心。于是待七七丧事过后，姥爷脱下孝衣，便接替祖上到村西土庙里断案。不巧这时路村丁也害伤寒死去，村丁就换成了小路。传人仍用铁皮喇叭与小钹。小路嗓子比他爹脆。
　　姥爷这人我见过一面，可惜记不得了。他一九五八年去世，当时我仅八个月。据说他老人家临死前的最大愿望，是想将我光着身子丢到他被窝里。姥娘在一旁说：“丢什么丢，你身上恁腌臢！”
　　姥爷说：“那让我摸一摸他吧！”
　　于是母亲上前，让他摸了摸我。
　　据母亲说，姥爷这人很和善，瘦，长一撮山羊胡子，一辈子没别的嗜好，就是爱吃肉。一年冬天，王家杀了一头羊，将羊肚子埋在后岗不吃。夜里我姥爷去将羊肚扒出，回来收拾收拾吃了。姥爷虽然和善，但据说继任村长当得还可以，赖着祖上创下的“封井”与“染头”制度，维持着村子前进，没出什么大差。
　　可姥爷的村长仅仅当了两年，就让外姓人给戗了。戗者是宋家。宋家本来是我姥爷辈才迁来的一个外地户，一副挑子，挑了一窝孩子。可来这里落脚后；赖着男人勤劳，起五更背筐拾粪；女人纺棉花，纺花不点油灯，点一根麻秆，四十年过后，竟熬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肉头户，拥有三头牛，两头驴，两顷地。挑担子汉子成了宋家掌柜，农忙时还雇两个帮工。这时宋家掌柜在街上走，觉得再让一个刮盐上卖盐的人家当村长，对他指手划脚收田赋，情理上有些说不过去。恰好这时机构改革，村长易名，改叫保长，宋家掌柜便推了两石芝麻，送到十五里外周乡绅家，回来带回一纸文书，在村西土庙里一宣布，姥爷的村长就没了，宋家掌柜宋遇文就成了保长。不过村丁没变，仍是小路，改叫保丁。传人的工具仍是铁皮喇叭和小钹。
　　姥爷的村长没了，闷着头生了两天气，也就算了。惟独姥爷的兄弟三姥爷性子鲁莽，有些不服气。好端端的发面热饼，自家吃了几十年，现在改了姓字让别人吃，心里想来想去想不过去。姥爷劝他：
　　“谁家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，上边让换人，咱有个啥办法？”
　　三姥爷瞪着眼睛：“再换也轮不着他，这村可是咱爹开创的！”
　　以后每逢村里再断案，铁皮喇叭一响，三姥爷便提溜个粪叉，到村西上庙前转悠。
　　宋家掌柜上任以后，倒没改祖上的规矩，仍是封井，仍是染头；断案之前，仍让原告被告出些白面，让小路保丁烙发面热饼。发面热饼烙好以后，保长和族长还没动手，三姥爷横着粪叉来到铁鏊前，先拎起一张往嘴里送。保长宋家掌柜看着三姥爷手中的粪叉，拉着脸不言声；别的族长也不言声。纷纷说：
　　“断案断案。”
　　只是这热饼是按人头数烙的，三姥爷吃了一份，就苦了小路保丁。
　　以后每逢夏秋两季，该收田赋，小路保丁奉命到各家收赋。轮到申家门上，三姥爷又提溜个粪叉在门口等着。还没等小路保丁开口，三姥爷例说：
　　“小路，你和你爹，以前可都是吃申家饭的！”
　　小路保丁的脸马上赤红，喃喃着说：“三爷，你别对我出毒气，宋家掌柜让收，我有个啥办法？”
　　三姥爷顿着手中的粪叉说：“我×宋家掌柜他妈！他就没想一想，这保长怎么该轮上他！”
　　这话后来传到宋家掌柜耳朵里。宋家掌柜也有几个狼腰虎背的弟兄，都磨拳擦掌要找三姥爷算账，宋家掌柜摆摆手：“忍住，忍住。”
　　这时发生了“高粱叶”事件。宋家种了一百亩高粱，这年好雨水，高粱叶子长得像大刀一样肥。高粱叶子用途很广，可以织蓑衣，可以拧草墩，可以搭房顶。刷高粱叶子并不影响高粱的生长。一到七月出头，大家都刷高粱叶子。为了自己把叶子刷完不让别人刷，宋家掌柜派了他的三弟看守。可惜老三是个聋子，一百亩高粱，他站在这头，别人钻到另一头刷叶子，他一点听不见。十天下来，高粱叶子被人刷去大半，宋家掌柜很生气。这天，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（届年十五岁），和村中一帮顽童，又到宋家高粱地刷叶子。可惜这天宋家老三病了，换了老四看守。老四不聋。孬舅与顽童们刷着刷着，就被老四给抓住了。老四将顽童们手中的筐一集合，将孬舅一干人带到村西土庙里，命令小路保丁：
　　“去打小钹，去用喇叭喊人，抓住贼了，让保长断案发落！”
　　小路保丁不敢怠慢，忙打小钹，传人，集合了保长和族长，发落贼人。
　　这时宋家掌柜坐在案桌后，一反平时的温和，铁青着脸，瞪着眼，指挥小路保丁：
　　“把草筐都给我剁了，让这些贼羔子们面向南墙跪着！”
　　于是，草筐被剁了，孬舅一干人被捺到土墙前跪着。
　　这时三姥爷正在家收拾牛套，听到消息，提溜粪叉一溜小跑就到了土庙前。到庙前一看，见草筐被剁了，孬舅跟一溜人在那跪着，愣着眼睛来到宋家掌柜面前，说：“老宋，你去把小孬拉起来，赔我一个草筐，咱们没事。”
　　谁知宋家掌柜不服软，也愣着眼睛说：“一个贼羔子，不把手给他剁了，就算是好的！”
　　三姥爷说：“你剁，你剁，我拉都不拉！”
　　这时其他几个族长打圆场：“老三，算了，算了。”
　　有的说：“保长，算了算了。”
　　谁知这时宋家掌柜说：“高粱叶子事小，偷盗事大，不能坏了村里规矩！不能什么人都来庙里撒野！那以后村里还过不过了？我非让这些贼羔子们跪到星星出来，每人再罚他们五斗高粱！”
　　三姥爷握着粪叉说：“好，好，断得好老宋，你就让他跪吧，你就罚吧！”
　　然后不再跟宋家掌柜争吵，提溜着粪叉回去了。
　　“高粱叶”事件过去了两个月。该收高粱了。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了。宋家弟兄们都很高兴，对宋家掌柜说：“这下可把申家的威风给治了！”
　　宋家掌柜也握着手中一根廉价的文明棍说：“看谁能把谁的鸡巴揪下来！”
　　村中百姓也都觉得申家服了软，宋家胜利了，宋家掌柜的地位稳固了。宋家掌柜手握文明棍，穿着月蓝大褂从街上走过，人们纷纷点着自己的碗说：
　　“保长，这儿吃吧！”
　　“保长，我这先偏了！”
　　宋家掌柜也不在意地摆手：“吃罢吃罢。”
　　该到集上卖高粱了。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，宋家老四在卖高粱从集上回来的路上，突然被土匪绑架了。这一天没有月亮，老四高粱没有卖完，也回来得晚些。这时节地面上有些不大安稳，土匪丛生。到底是哪一部分土匪绑的，给老四弄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一时也弄不清楚。宋家一下子乱了。纷纷派人出去打听。村里也乱了，跟着惶惶不可终日。过了有三天，宋家老四托人捎回一个口信，说赶紧送到大荒坡五十石小米，换他的性命；他在土匪窝里可是受罪了，抬杠子，灌凉水，那罪受得不用提了；千万别告官，一告官这边就把票给撕了。宋家掌柜一下蔫了。村前村后的转，文明棍也不提了，月蓝大褂也不穿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只好变卖些家产，折成五十石小米，送到了大荒坡，换回了老四。老四被抬回来，已经不成人样子了，身上的皮肉没一处不烂，话也不会说了。宋家掌柜忙着再变卖些家产给老四看伤，一时保长也顾不上当了，村里的案子也顾不上问了。村里马上大乱。
　　这时有人传说，绑架案的主谋是我三姥爷，变卖了家中一头小草驴，托土匪干的。麻烦在于这种事情无法找土匪调查，谁也不好说到底是谁干的。三姥爷在街上走，反正昂首挺胸的。村民们揣测形势，又觉得宋家掌柜的地位还不太稳固，中家也不大好惹。这时见三姥爷在街上走，大家又纷纷点着饭碗招呼：
　　“老三，这儿吃吧！”
　　“老三，我这先偏了！”
　　三姥爷昂首挺胸的，正眼也不看人家：“偏什么偏，咱早鸡巴吃了！都以为靠上硬主儿了？都以为咱这些爷们是吃素的了！”
　　闹得人家挺尴尬。最后为了免招是非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改掉端碗到门口吃饭的习惯，纷纷躲在家吃。一到吃饭时间，一街筒子没人。
　　宋家老四的病终于好了。宋家弟兄几个缓过气来，纷纷提出要找三姥爷报仇。宋家掌柜拦住：
　　“忍住，忍住，你又没抓住人家的手，凭什么找人家？”
　　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宋家掌柜又开始当他的保长，又让小路保丁打小钹，用铁皮喇叭传人，到村西土庙里断案。村里又恢复了正常秩序。一到断案，三姥爷又提溜着粪叉到那转悠。这粪叉大大影响了断案的情绪。
　　重阳节到了。大家都走亲戚。申家与十里外的八里庄有桩亲戚，分到三姥爷门下，该他走动。恰好三姥爷的一头小公牛得了伤寒，八里庄有个中医捎带会看些兽医，于是三姥爷牵着这头小公牛去串亲。胳膊上扌汇着一个芭斗，芭斗里装十几个串亲馒头。路上路过一片桑柳趟子，旁边是一片接一片的麻林。正走着，趟子里响起“哗哗”的倒伏声。三姥爷突然想起什么，拔腿就跑，这时背后响起枪声。一枪打在三姥爷的膀头上，血“突突”地往外冒。三姥爷仍是飞跑。又一枪打来，小公牛倒下了，三姥爷窜到一片麻地里，捡了一条性命。那么胆大鲁莽的汉子，被这枪声吓稀了。逃回家，膀头不住地流血，人还索索地抖，不知道捂伤口。
　　事后传言，枪手是宋家掌柜花了十块大洋雇的。据说枪手回来以后，还遭了宋家掌柜的埋怨：桑柳趟子离路那么近，怎么还瞄不准？于是又收回五块大洋。不过一枪打伤也算不错，宋家掌柜还是安静了一阵子。三姥爷在家养了三个月伤，三个月宋家断案，没有人再提溜粪叉在土庙前转悠。
　　三个月后，三姥爷的枪伤痊愈，又开始在大街上走动。不过村人们没敢问他的枪伤，都是说：
　　“三爷出来了？”又纷纷躲在家吃饭。
　　不过三姥爷伤好以后，安分守己许多，不再提溜着粪叉到上庙前走动，就蹲在家门口晒太阳，一天一天的不动。大家以为三姥爷老实了，大局已定了，又纷纷端出了饭碗，见宋家掌柜又让饭打招呼。谁知一个月后，才知道三姥爷悄悄将他十五岁的儿子（即孬舅），送到一个土匪门下磕头当了干儿。这个土匪叫李小孩，组织了一个游击队，下分长枪队和短枪队。他这支队伍一般不骚扰民众，但遇到不顺心时候，也六亲不认。他地盘划得很明确，方圆五十里，算他的治下，别的土匪来了他打土匪，日本来了他打日本，中央军来了他打中央军，八路军来了他打八路军。人不来他也不打。他抓人不优待俘虏，一律活埋：挖一个与人身高矮胖瘦相同的深坑，头冲下往里一放，也不埋土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孬舅在那给李小孩当勤务兵。勤务兵当了有仁月，回来了，身背盒子炮，后面带几个背长枪的人。这天宋家掌柜正在村西土庙里问案，刚吃罢热饼，双手托着头在听双方陈述。忽然看见孬舅和几个人背着枪远远走来，知道事情不妙，顾不上再问案儿，站起就要跑。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刚绕过土庙，就被孬舅撵上捉住了。光天化日下，宋家掌柜被剥了衣服，赤条条反绑着，押到了村后土岗上。宋家掌柜虽有几个弟兄，但见了李小孩的队伍，磕头捣蒜还来不及，哪里敢吱声？
　　就这样，村后土岗上，三姥爷托胳膊在那坐着，宋家掌柜在一边跪着，李小孩的几个人在谈笑抽烟，小路保丁在挖坑。坑挖好，三姥爷说：
　　“保长，请吧。”
　　宋家掌柜一开始还充硬汉，对小路保丁说：“坑挖深一点，免得窝着。”现在真见了深坑，屁股窜了稀，跪着挪到三姥爷面前说：
　　“老三，饶了我吧，我不该当这个保长！”
　　三姥爷说：“怎么不该当，当吧，这不当得好好的。”
　　宋家掌柜说：“我不该当这个保长，放了我吧。”
　　三姥爷爽快地说：“小孬，给保长松绑！”
　　孬舅上前给宋家掌柜解了绳子。宋家掌柜在地上又磕了个头，爬起来就走。这时三姥爷从孬舅手中拿过枪，对准来家掌柜的光身子就放，可惜他没使过枪，一枪打去，没有打中，打得宋家掌柜屁股后冒烟。宋家掌柜一听枪声，飞也似地跑，眼看要钻进一片桑柳趟子里，三姥爷着急地拍大腿：“完了，完了。”
　　这时旁边“砰”地响了一枪，宋家掌柜应声栽倒。三姥爷扭头，枪手们仍在谈笑抽烟，竟弄不清枪到底是谁放的。三姥爷抹抹一头的汗，跑上去看宋家掌柜的身子。宋家掌柜还弓着身子在那里倒气。三姥爷说：
　　“保长，活不过来了！”
　　宋家掌柜想了想，是活不过来了，又倒了一口气，撅着屁股死去。
　　这公开杀人的案子，被宋家掌柜的兄弟告到了乡长周乡绅那里。周乡绅一听光天化日下杀了保长，十分恼火，立马要办三姥爷。但后来一打听，三姥爷他小儿在李小孩队伍里当勤务兵，马上泄了气，偃旗息鼓，不再提此事。村里人吃饭又闭了门。
　　三天以后，三姥爷推了两石芝麻，来到周乡绅家，说：
　　“大爷，村里没了保长。”
　　周乡绅连连摆手：“芝麻推回去，芝麻推回去，你那个申村，实在是一群乌合之众。几十年了，还不服教化。算了，算了，这个村不设保长，让它乱吧，看它到底能乱到哪里去！”
　　自此以后，申村不再设保长，只留一个小路保丁负责收田赋。村里没了头人，村中秩序马上大乱。井不封了，高粱不罚了，猪狗不再染头，一切都乱了。民众们有冤无处申，有理无处说，到处成了孤老、破鞋、盗贼与响马的世界。恰巧又飞来一阵蝗虫，遮天蔽日的，将庄稼吃光，又来吃人。三姥爷也在这一年被蝗虫吃了。

老秦

解放军来了。解放了。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。申村村里开始划成份。宋家成了地主。宋家掌柜虽然死了，但还留下子孙和兄弟。我姥娘家一辈子刮盐土卖盐为生，划成了贫农。虽然祖上当过一段伪村长，但当时断案清楚，民愤也不大。何况地主伪保长宋家掌柜是我三姥爷打死的。这时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，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他虽当过一段土匪，在李小孩身边当勤务兵，但解放军一来，李小孩就被打死了，孬舅与一干人投了降，于是成了解放军。当了两年解放军，复员回乡，又和其他人一样在村里行走。
　　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，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。他低矮，狮子头，头发与眉毛接着，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，一口气当了十六年。我八岁那年，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。死者与申、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，于是搭伴同行。他担了一个大挑子，里面装十几个黑碗，黑碗里有些杂菜；我担一个小挑子，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。记得那天刚下过雨，路很湿润，和老孙一前一后，走得挺有意思。老孙这人没有架子，路上问我：
　　“咱们到那哭不哭？”
　　我说：“人家人都死了，怎么不哭？”
　　他说：“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，哭不出来。”
　　后来到了棺材前，见死者闭眼闭嘴的，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，我哭了，老孙也哭了。哭后，上坟，吃饭，我和老孙就回来了。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。因为我们哭的时候，旁边执事一声长喊：
　　“申村的俩客奠啦——”
　　威风凛凛，所有的孝子都白花花伏了一地跟我们哭。但听说老孙对这次吊丧有些不满意，对旁人说：
　　“菜做得太不像话，肉皮上还有几根猪毛！”
　　老孙是我舅舅那辈才从外地迁来的，解放前一家子要饭为生。据说，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申村的头人。可巧土改工作队下乡，一个姓章的工作员派到他家吃饭。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，要饭的人家，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。蘸盐水吃罢轱辘，章工作员启发他积极斗地主，后来就发展他入党。虽然在分东西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，但经批评教育又送了回去，于是开会，章工作员选他当了支书。他当时还哭丧着脸向章工作员摊手：
　　“工作员，我就会要饭，可没当过支书！”
　　章工作员还批评他：“你没当过支书，你们村谁当过支书？正是因为要饭，才让你当支书；要饭的当支书，以后大家才不要饭！”
　　就这样，老孙成了支书，开始领着三百多口子人干这干那，开始领着大家进互助组、合作社、人民公社。大家见他，一开始喊“老孙”，后来喊“支书”。老孙一开始听人喊“支书”，身上还有些不自在，渐渐就习惯了，任人喊。不过老孙以前要饭要惯了，当支书以后，仍改不了游击习气。他一当支书，村里不能开会，一开会，他头天晚上就睡不着，围着村子转圈，像得了夜游症。共产党会又多，弄得老孙挺苦，整夜整夜地不睡，两眼挂满了血丝。
　　村里开会，老孙讲话。老孙坐不住，浑身像爬满了蛇咬，起来坐下，坐下起来，头点屁股撅的，重来重去就那两句话：
　　“章书记说了，不让搞单干，让搞互助组！”
　　“章书记说了，不让搞互助组，让搞合作社！”
　　“章书记说了，不让搞合作社，让搞人民公社！”
　　虽然互助组、合作社、人民公社大家都搞了，但对老孙的评价并不高，说他站没站相、坐没坐相，没个支书的样子，“讲话头点屁股撅的，坐都坐不住，没个支书的样子！”
　　头人一没样子，就压不住台，村里就乱。孤老、破鞋、盗贼，本来解放时被解放军打了下去，现在又随着互助组、合作社、人民公社发展起来。村子一乱，工作就不好搞，每次老孙到公社开会，申村的工作都评个倒数第一。章书记批评老孙，说他工作做得不深不透：
　　“老孙啊老孙，你真是就会要饭，不会当支书！”
　　老孙红着脸说：“章书记，咱可哪样工作都没拉下！”
　　章书记摇摇头说：“以后多努力吧！”
　　这时村里的村丁仍是小路。小路解放前虽然当过伪保丁，但因为成份划的是贫农，业务又熟悉，民愤也不大，老孙又让他当村丁。不过这时不叫村丁，改叫村务员。洋铁皮喇叭和小钹不用了，新换了一架铜锣。每当老孙从公社开会回来，小路村务员就打着铜锣从街上穿过：“开会啦，开会啦，吃过饭到村西土庙里开会啦！”
　　一到开会，就该老孙当夜游神和头点屁股撅，所以老孙常对小路发脾气：
　　“敲一趟够了，敲来敲去地喊，你娘死了？”
　　小路委屈地说：。“一会儿人不齐，你又该埋怨我！”
　　老孙双手相互抓着，不再理人。
　　除了开会，老孙还有另一项任务，就是仍得给村里三百多口人断案。兄弟斗殴、婆媳吵架、孤老、破鞋、盗贼等一干杂事，都来找老孙说理。这比开会搞互助组还让老孙作难。老孙常在村西土庙里的案桌后抓手：
　　“娘啊，这村怎么这么难弄！”
　　而且案子不经他断还好，一经他断，越断越糊涂，弄不清老二老三倒底谁有理，都挺委屈。老二老三说：
　　“鸡巴老孙，应名当了支书，连案都断不清！”
　　村里越发乱。老孙很生气。后来听了小路村务员的建议，在村里重新恢复祖上当村长时的“封井”和“染头”制度。果然，祖上的法宝能够治国，村里男女猪狗规矩许多。案件发生率下降。老孙喜欢得双手乱抓：“早该‘封井’和‘染头’！”
　　公社章书记下乡检查工作，看到村里红红绿绿的猪狗，奇怪地问：“搞啥样名堂！”
　　这时老孙倒机灵，答出一句：“这叫村民自治！”
　　弄得章书记也笑了：“好，好，村民自治！”
　　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。这天老孙又从公社开会回来，让小路打锣，一干人集合，老孙站在桌子上说：
　　“章书记说了，让合大伙，大家在一个锅里吃！”
　　会开完，开始收粮食，收锅。但这项工作老孙又落到了别的村后边，粮食、锅收得不彻底。本来村里只让冒一股烟儿，申村夜里还有人冒烟儿。弄得章书记很不满意，在大会上批评：
　　“有的村白天冒一股烟儿，夜里个别还冒烟儿！”
　　又对老孙说：“你不顶事，你不顶事！”
　　为了灭烟儿，章书记启用了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我孬舅，选他进入领导班子，当了个治安员。孬舅这人头很小，但眼睛特亮，一激动爱咳嗽吹气。他咳嗽着对章书记说：“章书记，放心吧，三天以后，让他谁也不冒烟儿！”
　　为了灭烟儿，他带着小路村务员，成夜成夜不睡，看谁家屋顶冒烟。谁家一冒烟，他们就跑上去挖粮食。挖不出粮食，就把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吊起来，一吊就吊出了粮食。孬舅六亲不认，我二姥爷家冒烟儿，他把二姥爷也吊了起来。二姥爷在梁上说：
　　“小孬，放下我，小时候我让你吃过小枣！”
　　孬舅倒吊着大枪，指着二姥爷说：“就是因为吃过小枣，才吊你，不然照我过去的脾气，挖个坑埋了你！”
　　申村从此不再乱冒烟儿。孬舅受到章书记表扬，成了积极分子。孬舅也很激动，倒背着枪在村里走来走去，见人就吹气。一到开饭时间，一家一个人在村西土庙前排队领饭。孬舅便去维持秩序，推推那个拥拥这个：
　　“不要挤，不要挤，吃个饭，像抢孝帽子！”
　　大家对他比对老孙还害怕，领到瓢里饭，见他都让：
　　“孬叔，这儿吃吧！”
　　“孬叔，我这先偏了！”
　　孬舅吹着气不理人。有时也说：“吃吧吃吧。”
　　大锅饭一开始还可以。有干有稀，有汤有水，比各家开小灶吃得还好。各家开小灶舍不得吃，大家一块吃饭，才舍得吃。弄得大家挺满意。
　　“这倒不用做饭了！”大家说。
　　后来不行了。村里发大水，冲得锅里的汤水越来越稀。那时我姥娘在大伙上当炊事员，说三百多口子人，一顿饭才下七斤豆面，饿得大家不行。姥娘一说起七斤豆面就说：“现在过的可不能算赖！”
　　或：“不赖，不赖，就这就不赖！”
　　我二姥爷就是这一年给饿死的。二姥爷是条二百多斤重的胖汉。听我姥娘说，他十七岁到十二里外延屯一家地主去扛长工，主家门了一锅小米饭给他吃。二姥爷一气吃了十二海碗。主家拍着他的肩膀说：
　　“留下吧，留下吧，能吃就能干！”
　　但到了一九六○年，二姥爷挪着浮肿的双腿来到伙上，对我姥娘说：“嫂子，实在受不了啦！现在想扛长工也找不到主儿啊！”
　　我姥娘偷偷塞到他手里一蛋子生面，他马上含到嘴里就化了。当天晚上，他吊死在后园子里一棵楝树上。听卸尸首的人讲，身子已经很轻了。一九六○年饿死的人多，吊死的人少，申村就二姥爷一个。
　　孬舅托章书记的福，当了治安员，这一年没有饿死。开饭之前，他背着大枪来到伙房，下到锅里乱捞，捞些豆掺吃吃。或者弄些豆面，自己拍成铜钱大的生面饼，放到口袋里，背条大枪在街上走，时不时掏出一个扔到嘴里吃。看到有人眼来眼去，他还生气：
　　“拍两个生面小豆饼吃吃，就眼来眼去啦！咱还当这个鸡巴干部干什么！”
　　不过孬舅也有一个好处，他吃就是一个人吃，不捎带家属，不让孬妗和一帮孩子吃。孬妗和孩子们饿得不会动，他也不让他们吃。大家反倒说孬舅这人不错：“吃吧也就一个人吃，老婆孩子不吃。”
　　一次孬舅倒是掏出一个豆面小饼。递给支书老孙吃。老孙胆子小，抓挠着双手说：
　　“大家都饿死了，咱们还吃豆面小饼，多不好。”
　　孬舅马上将豆面小饼收回去：“你不吃拉倒。你不吃豆面小饼，他就不饿死了？”
　　老孙马上说：“那让我吃一个吧。”
　　于是孬舅让他吃了一个。据说小路村务员也吃过一个。有次孬舅看我（当时三岁）饿得不行，蹲在南墙跟，头耷拉着像只小瘟鸡似的，还掏出一个让我吃。我永远说孬舅这人不错，大灾大难之年，让我吃过一个豆面小饼。据说孬舅还让别人吃过，让村里的媳妇吃，谁跟他睡觉他让谁吃。大家争着与他睡觉。后来孬舅又不让媳妇吃，让闺女吃，一个豆面小饼一个闺女。但搞不明白的是，他一个也不让孬妗和孩子们吃。孬妗饿得两腿不会走，他也不让她吃。
　　这年申村社会秩序不错，没有发生什么案件，没人找老孙和孬舅到村西土庙前断官司。封井不封井，染头不染头，大家都很守规矩。
　　后来村里终于停伙。老孙叫小路打锣，集合一干人说：“村里没豆面了，开不了伙了，大家说，怎么办吧！”
　　大家想想说：“还能怎么办？开不了伙，咱们就要饭呗！”
　　于是大家四处奔散着要饭。倒是在要饭上，谁去哪村谁去哪村，划分得合理不合理，引起了矛盾。只好由老孙和孬舅在村西土庙里重新设了案桌，断了断，重新划分划分，大家才四处奔散着要饭。
　　老孙是要饭出身，有经验，他等别人走完，才端着碗去要。他要饭哪村也不去，一要就到镇上，去敲公社章书记家的门。章书记也饿得小了一圈，开门看到老孙端个碗，不由叹气：“我说让要饭的当支书，以后可以不要饭，谁知还得要饭！”
　　老孙敲着碗边就要唱曲儿，章书记慌忙说：
　　“别唱了别唱了，老孙，给你一个红薯叶锅饼。”
　　于是给了老孙一个红薯叶锅饼。
　　孬舅这人气魄大，扔下大枪要饭，一要要到了山西，在那呆了三年。后来听说一个小儿子叫石磙的在山上让狼吃了（那天一个人上山打柴）。到了一九六三年，孬舅又带着剩下的一干人回来了。虽然吃了一个石磙，但孬妗又生下一个钢磙。
　　回来以后，村里发生些变化。大家又都能吃饱。虽说剩下二百多口人，但大家又开始恢复正常的繁衍生息。全村又开始到处冒烟儿。支书仍是老孙。老孙念孬舅曾让他吃过一个豆面小饼，仍让他当治安员。村务员仍是小路。大家吃饱以后，这时又开始生事。兄弟斗殴、婆媳吵架、孤老、破鞋、盗贼等一干杂事，又开始滋生。村西土庙前，又重新设起了案桌。孬舅的大枪还在，不过锈成了一个铁疙瘩。孬舅用豆油擦了擦，倒又擦出个模样。三人一商量，又开始对村子实行封井与染头制度。孬舅又开始背着大枪在街上走。申村便也恢复了正常秩序。

老秦

一九六六年，申村又一次改朝换代。上边打倒刘少奇，村里让打倒老孙。打倒老孙倒也不难，公社章书记都让打倒了，何况一个老孙。接替老孙当支书的，是金家一个后代叫新喜。老孙这人很奇怪，支书被打倒了，倒有了些支书的样子。过去当支书时，坐无坐相、站无站相，头点屁股撅的，没个头人的样子；现在不当头人了，倒学会了头人派头，在街上走来走去，迈着八字步，敞着布衫，说话也英勇了，说：
　　“这个鸡巴支书，咱早不想当了！”
　　当然，仍改不了双手相互乱抓的毛病。
　　新喜这人三十多岁。上过中学。据说他小的时候，有过小偷小摸的习惯。五岁那年，曾跟随我孬舅到宋家掌柜的高粱地里刷高粱叶，被捺到村西土庙前跪着，一直跪到星星出来，还被罚了五斗高粱。解放后上学，上学放学路上，也断不了和一帮孩子偷些瓜枣，曾被老孙审问过。但他成人以后，表现比较好，不偷东西，做好事，半夜下田砍高粱，背到队里打麦场上。第二天大家又去砍，见高粱已经集中到场上，知道是新喜干的。新喜成了活学活用积极分子，站在村西土庙前给大家讲用。大家都说：
　　“新喜这孩子疯了似的，尽做好事。”
　　惟有新喜他妈说新喜不好，说在家懒死了，尿盆三天不泼一次。大家反说他妈：
　　“砍高粱累得不行，还说尿盆！”
　　后来新喜讲用到公社，被新上任的书记老周看中，正好老周讨厌申村老孙的模样，萎萎琐琐，头发与眉毛接着，哪里像个支书？便在各家安的小喇叭上一宣布，老孙就被打倒了，支书选成了新喜。
　　新喜爱穿一身学生蓝，上衣布袋里插一杆大头帽钢笔。他上任以后，清算清算老孙的罪行（土改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，合作化时偷拿回家二升芝麻，吃大伙时吃过一个豆面小饼，四清时他四不清等），斗了他两把，撤了孬舅的治安员与小路的村务员，另换了一班也常半夜砍高粱的人。然后就组织全村的人做好事，半夜半夜砍高粱。我当年十岁，也被新喜一干人叫去砍高粱。一砍到三星偏西，我就困得不行，说：
　　“新喜哥，因得不行。”
　　他趴到我脸上看，说：“是困得不行，拔下一根眼睫毛试试，肯定就不困了。”
　　然后谁说因他就让谁拔眼睫毛，后来大家都不因了。高粱一摞一摞地堆到场上，大家倒都挺兴奋。这年高粱大丰收，大家说：
　　“多亏了新喜，申村从来没有这么红火过！”
　　老孙、孬舅、小路、宋家掌柜余下的后人，这时成了五类分子。也被叫来砍高粱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别人高粱砍完可以回打麦场睡觉，老孙一千人仍得留下继续修桥补路。新喜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可是五类分子，以前尽做孽，现在做些修桥补路的好事吧！”
　　新喜唯一不该做的，是把孬舅与宋家掌柜的后人编到了一个组。桥没修，倒发生了冲突。孬舅一铁锨上去，打在宋家第三代孙福印头上，一个大窟窿“突突”地往外冒血。村里一阵小喇叭响，让新喜断案。新喜看看孬舅与福印，说：
　　“狗咬狗一嘴毛，都去村西土庙前坐飞机！”
　　孬舅屁股朝天坐上了飞机，还有些不服气，瞪着福印说：“照我过去的脾气，挖个坑埋了你！”
　　新喜说：“嗬，你倒厉害了，我让你飞机坐到三星偏西！”
　　一个星星出来，孬舅飞机就坐稀了。胳膊老在头上翘着，时间长了不是闹着玩的。孬舅说：
　　“新喜，收了飞机吧，过去咱俩一块玩过尿泥！”
　　新喜说：“玩过水泥也不行，你倒厉害啦！”
　　自此以后，孬舅不敢再厉害。过去那么鲁莽，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人，不怕别的，就怕新喜的飞机。从此老老实实修路。
　　这时村里仍不断发生些兄弟斗殴、婆媳吵架、孤老、破鞋、盗贼一类案子。新喜也有办法。他不搞染头和封井，而是一律开斗争会，坐飞机。谁当孤老破鞋盗贼就通过小喇叭传谁，让他（她）到村西土庙前坐飞机。这比染头和封井还管用，社会秩序马上根本好转。大家又说新喜：
　　“多亏新喜，申村从来没有这么平稳过！”
　　公社周书记常组织人来参观。新喜将村西土庙扒了，新盖了三间瓦房。开会或让人坐飞机，就在瓦房前。有时新喜晚上不回去，就住在瓦房里。
　　新喜支书当了两年，有了些变化。由于村里实行了砍高粱和坐飞机，村里秩序安定，事情不多，新喜身体开始发胖，腿开始发粗。由于行动不便，他本人不再砍高粱做好事，让别人砍，他不砍，他在三间瓦房里通过小喇叭吆喝。同时委托一个叫恩庆（以前一块砍高粱做好事的同伙）的，选他一个副支书，让他带着大伙砍，他再回到瓦房里睡觉。第二天尿盆也不泼，弄得瓦房里挺骚气。大家倒没说什么，时间一长恩庆有些不满意。有一次恩庆说
　　“新喜，这是办公室，别弄得太骚气！”
　　新喜大怒：“不选你当个副支书，你也不说支部骚气了！”
　　但自思庆说过以后，新喜倒是常常泼尿盆。有时别人去砍高粱，他也不再喊喇叭，跟着去，不过不再下手，就站在地头看。或转悠转悠走了，随便转到哪家的后园子里，搞些瓜果梨桃吃。不过这时他不像小时候偷着吃，吃后都告诉人家：
　　“老二老三，今天吃了你一些瓜果。”
　　老二老三倒说：“吃吧吃吧，些个瓜果，吃不得了？”
　　以后老二老三再找新喜办事，新喜也痛快给办，不说别的。大家反倒说新喜仁义：
　　“新喜仁义，不是白眼狼，吃吧也就一些瓜果！”
　　以后大家都欢迎他去吃。不到谁家后园子里，这家还不高兴新喜，以为什么地方有了不合适。没有瓜果树的人家，赶紧栽瓜果树。连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干五类分子，每到该摘瓜果梨桃，都主动送一些给新喜，新喜也不说看起谁看不起谁，一律收下，说：“我这人从小养成的毛病，爱吃些瓜果！”
　　弄得大家皆大欢喜。
　　公社周书记仍不断下来检查工作。周书记一来，新喜就打扫打扫三间瓦房，弄得不骚气，然后陪周书记在那里坐，给他汇报工作，然后一块吃小鸡。周书记这人抓工作挺有魄力，当干部没有干部架子，见谁都跳下自行车说话，就是爱吃些小鸡。最后捎带上新喜也爱吃小鸡。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换成新喜一个本家侄子叫三筐。周书记一来，三筐就去瓦房里收拾小鸡。三筐很会整治鸡，小公鸡一刀抹死，开水里一过，一把捋到头，鸡就成了光的；然后剁巴剁巴，搁些大料、胡椒、盐、辣子，两个小时下来，新喜工作汇报完了，鸡也炖烂了。
　　“吃吧吃吧。”新喜让着。
　　周书记也爽快，说：“吃！”但停一下筷子又说：
　　“不过新喜，这鸡你得交钱！”
　　新喜也爽快：“交！吃！”
　　吃过以后，新喜就拿着钱去找小公鸡的主人：“老二老三，这是小公鸡钱！”
　　老二老三一脸不高兴：“新喜，一只小公鸡还吃不得了？以后还找不着你了？”
　　新喜只好将钱收起：“好，以后再说，吃！”
　　渐渐吃小鸡吃顺了嘴，周书记不来时，新喜自个儿也吃，也将村务员三筐叫去收拾鸡。一次三懂不在，新喜只好将修桥的小路叫来。可小路只会烙饼，不会收拾鸡，炖得满锅鸡毛。鸡还没炖熟，新喜就将他踢了一脚，撵他出去。晚上三筐回来，又重新炖了一只。有时新喜也将恩庆叫去吃鸡。可恩庆从小不吃羊肉不吃鸡，也就是在一旁于看着，还老催：
　　“快些快些，一只鸡再吃不完！”
　　弄得新喜挺不高兴：“你不吃算了，骨头里的鸡油，吸出来才好吃！”
　　以后再不叫恩庆吃鸡。
　　一次老孙我孬舅修桥回来，路过大瓦房，新喜叫他们站住。老孙我孬舅赶忙站住。新喜却说：
　　“屋里还有半只鸡没吃完，你们去吃吧！”
　　两人大喜，进去吃了，连汤儿都喝了。老孙抹着嘴对孬舅说：
　　“咱们当了那么多年鸡巴干部，也没吃上一只鸡！”
　　没想这话被站在院子里的新喜听见了，大声说：
　　“你鸡巴没吃鸡，申村不照样让你饿死那么多人！”
　　弄得老孙我孬舅赶忙站起，不再言语。
　　第二天修桥时，我孬舅埋怨老孙：“你咋鸡巴说话哩！再跟你吃不到鸡！”
　　新喜吃鸡吃了两年，渐渐连吃瓜果梨桃的习惯也戒了，只吃鸡。谁家还有几只小公鸡，他心里一本账，清清楚楚。渐渐弄得街上的小公鸡见了新喜就犯愣。新喜一见犯愣的小公鸡就生气：
　　“看你那鸡巴头脑，还发愣，看不吃了你！”
　　后来别家的小公鸡吃完了，就剩下思庆家的没吃。新喜三天没吃鸡，像犯了大烟瘾，让三筐到处找鸡。三筐找了一遍回来说：
　　“没了小公鸡，就剩下思庆家的！”
　　新喜躺在床上说：“管他什么思庆不思庆，去抓过来吃，吃了给他钱不是！”
　　三筐就去抓，抓回来就吃。弄得恩庆心里很不满意：“鸡巴新喜太不够意思，吃鸡都吃到了我头上！当年做好事砍高粱，你也不比谁多砍到哪里去！”
　　从此不再去大瓦房，也不理新喜。后来因为一件工作上的事，新喜又打了恩庆一巴掌。恩庆大怒，指着新喜说：
　　“好，新喜，你等着，这村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！”
　　然后在家里整理材料，告到县里。县里一见申村副支书告正支书，忙派工作组下乡调查。可调查组一到公社，就被周书记拦住，说：
　　“新喜这同志作风简单些，但工作也都干了。就是有一点毛病，跟我一样，爱吃个小鸡！可诸位哪一个不吃小鸡？到我这为止，调查个鸡巴啥！”
　　“是哩，是哩，周书记。”调查组连连点头，又返回县里。
　　然后周书记将新喜叫到公社批评一顿：“以后吃鸡注意些！再吃撤了你！”
　　新喜连连点头，对周书记感激涕零。回到村里却沿街叫骂：
　　“吃个鸡巴鸡，告到县里！咱弄不了这村，咱不弄！咱不服别的，就服咱没本事！”
　　从此躺在大瓦房，不吃鸡，也不吃喝喇叭，不泼尿盆，弄得一屋骚气。村里没了头人，开始大乱。老孙、孬舅、小路、宋家后代一帮人，倒眉开颜笑，不再去修桥，纷纷去种他们的自留地。村里又出现一个孤老和一个盗贼。恩庆见告状不准反倒弄乱了村子，也自觉没趣，也呆在家里不出。大家也都埋怨恩庆：
　　“见人家吃个鸡，就告人家，多不是东西！现在倒好，领导人一闹不团结，村里跟着遭殃，连五类分子都猖狂起来！”
　　大家纷纷去充满骚气的大瓦房，安慰新喜。新喜见挣了面子，也就起来主持工作。一用砍高粱和坐飞机，村里马上又风气好转。老孙孬舅一干人又开始乖乖去修桥。

老秦

新喜支书当了十一年。本来支书他还可以当下去，是他自己闹坏了，让人家撤了支书。这年公社换了书记，周书记被调走，调来了崔书记。公社通知开会。新喜去开会，见周书记换了崔书记，心里不知哪点过不来，见人就说：
　　“周书记当得好好的，调走！”
　　别人不理他。他便到小饭馆灌了二两酒，有些醉醺醺的。恰好崔书记讲话，批评了一些村子，工作做得不扎实。批评的村子中有申村。过去申村老受周书记表扬，现在换了崔书记就批评，新喜仗着些酒胆，便站起顶了崔书记一句：
　　“崔书记，我是个腌臢菜呀，没啥能耐，工作还能搞到哪儿去？”
　　崔书记刚上任讲话就见有人顶嘴，心里十分恼火，又见新喜醉醺醺的，便拍起了桌子：
　　“你腌臢菜别在这腌臢！看你那醉醺醺的样子，也当不好这个支书！”
　　开过会，崔书记便说：“去查查那个腌臢菜！”
　　于是公社组织一个调查组，下到申村调查新喜的问题。公社书记一发话，调查组便十分认真，挨门挨户地调查。这时恩庆来了劲，撵着调查组揭发新喜的问题。怎么吃小鸡，怎么在支部办公室撒尿，怎么爱拔人眼睫毛，怎么爱打人耳光，调查组的人说：
　　“唉，唉，这样的人竟当支书！”
　　村里人见新喜大势已去，也想起新喜不该当支书，想起对新喜的一些仇恨，老二老三的，也背后嘀嘀咕咕向调查组揭发了一些问题，怎么吃小鸡不给钱，怎么随便摘人家后园子里的瓜果梨桃，甚至有的老年人连新喜小时候有小偷小摸的毛病，也给揭发上去。调查组将材料一集合，送到崔书记手里。崔书记拍着材料说：
　　“看看，看看，纯粹是一个无赖嘛！老周无眼，让这样的人当了支书！不开除他出党，算是好的！”
　　于是通过小喇叭宣布，撤了新喜的支书。恩庆带头揭发新喜有功，便由副支书升任正支书。新喜被赶下台，心里十分后悔，后悔在公社开会多说了一句话，顶了崔书记。不过事到如今，后悔也无用，只好听完喇叭说句硬话：“咱这几年支书是白当了，对不住大家，撤得有理！”
　　正好晚上碰到另一个下台支书老孙。老孙与他打照面：“吃了新喜？”
　　这时新喜没了架子，上去拉住老孙的手：“孙叔，世间的事，我算是明白了！只是我当支书时，委屈您了，让您去修桥，担待着点吧！”
　　老孙做出过来人的大度模样，抓挠着双手说：“年轻人嘛，计较还能计较到哪里去？”
　　恩庆从此当了支书。恩庆当支书以后，一改新喜当支书时的毛病，不通过小喇叭吆喝人，不吃鸡，不撒尿，不吃瓜果梨桃，只是黑更半夜带头领人砍高粱，一热就甩掉上衣。大家都跟他甩上衣。光膀子干活，成了申村一时的社会风尚。这年高粱大摞大摞堆到场上，大家劳累过后，都很欣喜，说：
　　“到底恩庆比新喜强，虽然当了支书，还领着大家干活，连个小鸡都不吃！”
　　村里出现鸡鸣狗盗的案子，恩庆也开斗争会，坐飞机。一到开会，他挨门挨户下通知，把个村子治理得平平安安。大家皆大欢喜，都说：
　　“到底恩庆比新喜强！”
　　恩庆支书当了两年，身子也开始发胖，腿开始发粗，但他锐气仍不减当年，干事情风风火火，咋咋唬唬，地里干活仍走在最前边，一出汗就甩褂子，开会仍挨门通知，倒是大伙这时说他：
　　“支书当了两年，还没个支书的样子，动不动就甩褂子！”
　　“当支书没个支书的样子，开会他挨门通知！”
　　恰好这时恩庆与老婆闹矛盾，从家里搬出，住到村里三间瓦房里。
　　三间瓦房里一住，恩庆逐渐有些支书的样子。夜里一个人睡觉，没人闹仗，第二天早起容易睡过头。为了不耽误干活，他只好用新喜的办法，通过小喇叭喊人，让别人先去砍高粱。别人砍了半晌，他才起床揉着眼去。大清早冷得很，不脱褂子。家常便饭吃久了也想吃些腥荤，吃些瓜果梨桃。第二天早起不想泼尿盆子。但恩庆努力克制着自己，尿盆争取两天泼一次，瓦房里也不是太骚气。嘴馋的时候，自己跑到地里摘些野山里红吃，捉些蚂蚱蝈蝈用火烧烧吃，真不行用枪打一只野兔子吃。正好崔书记时常下来调查工作，也喜欢吃兔子肉。所以崔书记一来，恩庆就打发村务员八成（一个本家兄弟）去打野兔子，回来炖上。工作汇报完，兔子也炖烂了，两个人一块吃兔子。有时野兔子打不来，只好到老二老三家借家兔子。不过家兔子味道不如野兔子。久而久之，恩庆吃兔子吃上了痛，一天不吃兔子就浑身没力气。不管崔书记来不来，只好让八成两天煮一只小公兔，一天吃架子，一天喝汤儿。挨门挨户捉兔子，大家又感到新喜来了，对恩庆产生意见，说：
　　“怎么思庆也成了新喜！”
　　不过想想还是比新喜强：“恩庆吃吧，也就一样兔子，还分两天吃，不象新喜，瓜果梨桃小公鸡！”
　　渐渐弄得兔子见了恩庆就犯愣，不过思庆见了犯愣的兔子挺和蔼，不骂兔子。
　　吃了兔子，恩庆嘴里容易发腥。为了去去腥味，恩庆就喝两口酒。喝来喝去喝上了瘾，一天不喝酒就牙关发紧。晋家开的小卖部里，记满了支书欠的账。年终收账，恩庆让他扛走了一只搁在瓦房里的马车轱辘子。以后大家找恩庆办事，兄弟斗殴、婆媳吵架也好，划宅基地也好，领结婚证也好，都主动将恩庆请到家“意思意思”，然后再说事。不过恩庆喝酒有这点好处，吃过兔子一定要渴酒，但喝酒时不一定非吃兔子。到人家里吃饭，哪能那么讲究？腌个白菜疙瘩也能喝。渐渐这成了一个规矩，大家断案办事之前，先得请恩庆喝酒。谁家不请，大家反倒说这家小气。弄得恩庆老婆天天满街找恩庆，怕他多喝：
　　“这个鳖孙不知又躺在了哪个鳖窝里！”
　　“人家的饭好吃，酒好喝，跟人家过吧！”
　　弄得主人家很尴尬，正在酒摊上坐的恩庆也很尴尬。本来思庆就与老婆有些矛盾，不回家睡觉，这时恨恨地说：“怎么不死了你！”
　　老婆便哭：“你让我怎么死？”
　　恩庆说：“上头有电线，下头有机井，当中还有农药，随便你哪样，我拉都不拉！”
　　老婆“呜呜”哭着回了娘家。
　　老婆回了娘家，恩庆更放开胆子喝。喝来喝去，大家反倒把人家恩庆给害了，恩庆成了一个酒精中毒患者，像当年老孙一样，开始夜里睡不着觉，半夜半夜围着村子乱转。
　　酒能移性。这时宋家掌柜的一个后代叫美兰的女孩中学毕业（脸长了一些，但鼻子眼还可以），恩庆派她到大队部去开扩大器，每天早晨喊人下地砍高粱。美兰一大早去大队部放喇叭，恩庆往往连床都没起，满屋骚气。渐渐便传出思庆搞了宋家掌柜的后代闺女。但大家又觉得反正搞的不是自己的闺女，谁也不去管，任他搞。倒是孬舅（这年五十六岁）一次气不平，五更鸡叫掂一根粪叉到村西大瓦房里，一脚将门踹开（连门都没有插），堵住被窝里一对男女，据说还“咕叽”“咕叽”像小公鸡叫呢。恩庆搞的是五类分子的闺女，捉事的也是五类分子，恩庆本想开他们的斗争会，但后来想了想，从床上扔给孬舅一根烟：
　　“成了老申，回去吧！”
　　第二天拿笔写个条，批给孬舅两大车青砖，让他到大队砖窑上去拉。我当时十六岁，曾跟孬舅与他的儿子白眼赶牲口去拉过这砖。当时孬舅喜气洋洋的，对我说：“倒不是贪图这两车砖，照我年轻时的脾气，挖个坑埋了这两个狗男女！”
　　这时村里都开始反对恩庆，都叹息说：
　　“原来恩庆还不如新喜，喝酒吃兔子，还搞人家闺女！人家新喜不就吃个瓜果梨桃吗？咱倒反对，人家新喜！”
　　倒是新喜不这么认为，见了恩庆说：“老弟，你支书比我干得强！”
　　这时恩庆剩了一身骨头架子，说：“强也强不到哪儿去。这个鸡巴支书，不是好干的！”
　　最后有人告到县里，说恩庆一堆问题。县里派调查组到公社。公社崔书记不像周书记，对人不包庇，说：“这龟孙整天这么舒坦？查查他去！”
　　可调查组到村里一查，挨门挨户地问，老二老三地问，硬是没一个说恩庆不好的，都说思庆清正廉洁，会当支书，什么也不吃，什么也不搞，就知道领人砍高粱，查来查去没查出恩庆的问题。恩庆还委屈得什么似的，说什么不当这个支书，倒是崔书记又来安慰他：“你他妈还查不得了？查查又没撤你的支书，你还拉什么硬引再拉真撤了你！”
　　恩庆这才不说什么，忙招呼村务员八成扛枪去打兔子。
　　我当时在村里已是一个翩翩少年，曾在牲口场里叼着烟问老二老三：
　　“二舅三舅，背后那么蝎火，怎么一见调查组就软蛋了？”
　　老二老三倒瞪我一眼：“日你先人，谁告恩庆，谁就是咱申村的仇人！把思庆撤下来，再换一个狗日的，说不定还不如恩庆哩。恩庆吧，也就喝喝酒吃吃兔子，搞搞地主闺女，再换一个，说不定该吃咱搞咱闺女了！”
　　从此大家见了恩庆，反倒一脸和气。恩庆在街上走，大家都说：
　　“恩庆，这儿吃吧！”
　　“恩庆，我这儿先偏了！”
　　恩庆一眼一眼的血丝，不停地打呵欠：“吃吧吃吧。”
　　然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，也不告诉人他到哪里去。有时干脆连美兰公开载上，到集上赶集，吃烧饼，喝糊辣汤。大家都不在意。
　　恩庆支书当到一九八二年，之后下台，之后患肝硬化死去。这是后话。